制造业升级之路：辨清劳动力供给三大“新变化”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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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对制造业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突出表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新生代择业偏好转变，导致制造业传统优势正在削减；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但制造业升级落后于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制造业技术竞争新优势难以形成。因此，迫切需要探讨如何顺应劳动力供给新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报纸原文：《顺应劳动力供给变化，助推制造业升级》
作者：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阳立高
丰富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曾支撑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与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在当前人口老龄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多重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对制造业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突出表现为：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新生代择业偏好转变，导致制造业传统优势正在削减；劳动力供给质量上升，但制造业升级落后于知识型劳动力占比提速，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制造业技术竞争新优势难以形成。因此，迫切需要探讨如何顺应劳动力供给新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劳动力供给发生三大新变化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数量于2014年首次出现且将长期延续负增长。据测算，未来4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将减少1.48亿；且无论是在高生育率，还是中、低生育率方案下，劳动力供给都将长期趋减。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呈加速上升态势，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随着劳动力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加速攀升，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从1998年的7064元上升至2015年的62029元，累计增长近9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9%。这表明，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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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知识型劳动力供给增加且相对成本较低，质量型人口红利显现。
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知识型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据测算，2015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36年，较1990年提高3.1年，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47年，超过日本的11.1年；高校普通本专科生与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2625.3、191.1/万人，分别是1990年206.3、9.3/万人的13、21倍，均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知识型劳动力相对成本较低，潜在质量型人口红利巨大。近年来，由于大学生人数快速增长但有效需求不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一跌再跌，2015年仅为71.3%，较2011年下降6.5%，且月平均工资仅为3349元，远低于蓝领平均工资。这表明，我国知识型劳动力相对成本偏低，潜在质量型人口红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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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子女独生化背景下，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呈明显“高端化”、“服务化”与“去制造业化”新态势。
在人口政策转变、经济快速发展、家庭收入增长的多重背景下，受核心家庭子女独生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家庭负担轻量化等多重因素影响，80、90后新生代普遍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与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特征。这些特征使新生代劳动力在就业时更偏向条件好、舒适度高、轻松愉快、内容丰富、个性化、多样化的工作岗位。这和中、低端制造业企业生产车间简单重复、枯燥乏味、条件艰苦、环境较差的工作及要求相去甚远。这表明，新生代择业行为呈明显的“高端化”、“服务化”与“去制造业化”新态势。
劳动力供给变化倒逼制造业升级
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被从“三农”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之势，相对成本极低，曾支撑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然而，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数量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呈不可逆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扩张，对低端劳动力呈“无限需求”之势。这导致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逆转为供不应求，且供求缺口正无限扩大，引发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助推制造业工资加速上涨。由于低端制造业生产过程完全实现了标准化与流程化，丰富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便成为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且只有巨大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才能支撑其发展与获利。一旦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类企业的发展与利润空间就会缩减、归零甚至为负。因此，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长期不可逆下降与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不可逆上升，低端制造业企业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只能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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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质量提高，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般情况下，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力资本较快积累，技术创新能力随之增强，新技术、新工艺会催生新产品、新业态，继而驱动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升级。近年来，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我国大学生、硕博士生人数迅猛增长，几乎呈“无限供给”之势；另一方面，受低端制造业企业发展惯性和核心、关键技术缺失等影响，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缓慢，占比很低，对知识型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这导致我国知识型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且求供缺口正无限扩大，引发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甚至出现“学历越高，就业越难”的怪象，知识型人才浪费严重，相对成本较低，并形成巨大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如果开发得当，这将成为驱动制造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其作用也将更稳健、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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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转变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新生代劳动力“去制造业化”择业行为倒逼制造业升级。随着“婴儿潮”期出生人口依次大规模地老龄化，新生代将很快成为主体劳动力。他们择业行为的“去制造业化”将使原本微利甚至负债经营的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与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与留住这些新生代。因此，随着50、60后慢慢退出生产一线岗位，低端制造业企业发展将举步维艰，如果不能适时转型升级，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高端化”、“服务化”助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新生代受家庭期盼、社会舆论、文化程度、职业规划、自身梦想等多重因素影响，对工作岗位有着“天然”的美好愿景，对“体面”工作趋之若鹜。由此可见，新生代劳动力就业“高端化、服务化”趋势不可逆转，如果引导得当，这将成为促进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劳动力供给变化视角下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第一，顺应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是进一步调整与放宽人口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根据经济社会与人口发展新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调整与放宽人口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适当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急剧下滑对制造业发展的负向冲击，助解“招工难”问题。二是构建低端制造业企业退出市场补偿机制。要对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进行科学测评与合理分类，可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生命力、综合竞争力、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利润水平等，将其分为扶持类、限制类与常规类三类产业。在此基础上，对主动申报退出市场的限制类产业所属企业给予适当补贴，补贴依据为其退出市场所节约的资源与社会成本等。三是构建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倒逼机制。要在建立低端制造业退市企业目录与退市期限的基础上；既通过分步骤、有预期地提高税率、限制资源使用及提高运营成本等，倒逼低端制造业升级或退出市场；又对适宜且选择转型升级的企业，给予适当财政、税收、资源、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助力其转型升级。
第二，顺应劳动力供给质量变化，顺推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是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校企协同培养为市场所需求的各层各类人才。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对各层各类人才的需求，来指导各层各类学校尤其是高校的发展及专业设置，使所培养各层各类人才和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又要政策强力推进校企深度合作，协同培养为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各层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与高技术技能人才，有效解决就业与招工“两难”问题。二是顺应知识型人才供给增速，创新驱动制造业升级。在我国知识型人才供给呈长期不可逆上升趋势的新条件下，要充分挖掘人才红利，深化校企合作，协同共建一批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实施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工程，力争在若干共性、关键技术上率先实现重大突破，以催生一批新产业，培养新的增长点。三是加快建立健全高端制造业扶持类企业目录与政策助推机制。对经济社会效益好、发展潜力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全局带动与重大引领作用的新兴产业，要多举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政策扶持其度过幼稚期，助推其快速发展与做大做强。
第三，顺应新生代劳动力择业行为变化，助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一是要多途径引领新生代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多举措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快速发展。既要通过树典型、立标杆，加强媒体与舆论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技术技能、尊重产业工人的良好氛围；又要建立健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称职务晋升通道，让技术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大国工匠”获得同等甚至更多发展空间；还要构建“重实效、重贡献”的收入分配制度，推进技术、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收入分配的改革。二是顺应新生代“高端化”、“服务化”就业新态势，顺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在新生代择业行为呈“高端化”、“服务化”不可逆发展新态势的新情况下，要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既要政策助推制造业企业做大做强，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逐步将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组装”环节转移出去，用好用足沿线丰富与廉价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用好用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高综合国际竞争力；又要用好用足国内知识型人才，加大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力度，把好研发与品牌两个产业高端，加速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服务化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及政策研究”（13CJL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8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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